《我們最快樂》取消事件：藝術與審查的香港對話
在香港這座城市的舞台上，藝術與現實的角力從未停歇。莊梅岩編劇的舞台劇《我們最快樂》的命運，恰如一面鏡子，映照出當代香港文化創作的困境與堅持。這部以同志情感為主題的作品，自2019年籌備以來，歷經疫情取消、演員更迭、場地變更，甚至被臨時叫停的波折，其曲折程度堪比劇中人物的命運。當藝術表達遇上無形的紅線，創作者該如何自處？這或許是《我們最快樂》留給香港文化界最深刻的叩問。
這部作品的誕生本身便帶有強烈的實驗性。莊梅岩坦言創作初衷是為挑戰自己的「暗黑櫃桶」，她從美國記者描寫北韓的紀實文學《我們最幸福》中獲得靈感，將書名翻轉為《我們最快樂》，英文劇名《We are gay》更巧妙運用雙關語——既指涉同志身份，也隱喻快樂狀態。這種文字遊戲背後，是對香港同志權益現狀的隱晦批判。正如莊梅岩所言：「香港的同志權益比起許多發達國家仍顯落伍，但我們仍要讓自己覺得快樂。」劇名本身便構成對現實的溫柔抵抗，這種以藝術隱喻介入社會議題的手法，正是香港創作人慣常的智慧。
然而這份創作自由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考驗。2024年11月，劇組在門票開售前兩小時突接西九文化區取消通知，且未說明具體原因。這已是該劇第二次遭遇「行政紅燈」——早在9月，莊梅岩就曾在社交媒體透露演出可能被封殺，後雖獲「綠燈」放行，最終仍難逃夭折命運。此事件折射出香港藝文場館日益嚴格的內容審查機制。值得玩味的是，當局始終未公開解釋決策依據，這種「無言的禁令」反而製造更多猜測空間。黃秋生安慰觀眾「快樂是自我賦予的期許」的發言，恰似對創作自由的隱喻：當外在環境越發嚴峻，藝術家更需要內在的精神突圍。
縱觀《我們最快樂》五年來的坎坷歷程，幾乎是香港社會變遷的微縮史。2019年原定首演時，香港尚處反修例運動的沸點；2020年因疫情取消，恰似這座城市集體創傷的開端；2022年終於上演時，社會氛圍已截然不同；而2024年的臨時叫停，則揭示後疫情時代文化政策的收緊軌跡。劇組成員的變動同樣耐人尋味——從初代的游學修、劉俊謙，到重演版的黃秋生、林家熙，不同世代的演員交替，彷彿在進行某種無言的對話。這種「物是人非」的滄桑感，意外地強化了作品與香港集體記憶的共生關係。
面對創作環境的變化，莊梅岩和團隊展現出令人動容的韌性。在宣布取消的聲明中，他們強調「會繼續排練，尋求其他形式演出的可能」，因為這是「做得最快樂的事」。這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堅持，恰是香港文化人最珍貴的特質。事實上，該劇從未停止尋找出口——2025年已預告再度重演，這種「野火燒不盡」的生命力，或許正是對劇名最好的詮釋。當實體舞台受限，創作火種卻在另類空間延續，這種「游擊式」的藝術生存策略，正在成為香港文化的新常態。
《我們最快樂》的遭遇引發我們對藝術審查制度的反思。當文化場館的決策缺乏透明標準，創作者將陷入無所適從的困境。西九文化區作為香港重要的藝術平台，其管理邏輯理應平衡文化發展與社會責任。若過度自我審查，反而可能削弱香港作為國際藝術樞紐的競爭力。值得警惕的是，這種「寒蟬效應」可能導致創作題材日益窄化，最終損害的是城市的文化多元性。
在故事的尾聲，我們或許該重溫莊梅岩的創作初衷——她始終想探討的是人性如何在困境中自處。無論是劇中同志面對的社會壓力，或是現實中藝術家遭遇的創作限制，核心命題都是相通的：當外部環境變得嚴苛，我們能否在內心守護那份「最快樂」的純粹？《我們最快樂》的價值，正在於它以藝術之名，為這個問題提供了某種解答。正如黃秋生所言，快樂終究是自我賦予的選擇。對香港文化界而言，這部未竟之作的意義，或許早已超越舞台本身，成為測量這座城市文化呼吸的溫度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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