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費暴漲背後：越南城市永續轉型的陣痛與出路
在越南首都河內，城市發展與環境永續的拉鋸戰正以兩種截然不同的面貌上演：一邊是市政府為填補垃圾處理財政黑洞而提出的「按人頭計費」政策草案，另一邊則是融合傳統與現代的東經義塾廣場改造計畫。這兩條看似平行的敘事線，實則共同指向亞洲快速城市化進程中的核心矛盾——如何在經濟成長與生態承載力之間找到平衡點？
當河內財政局公布現行垃圾處理費僅能覆蓋實際成本四分之一時，這組數字背後隱藏著更驚人的生態代價。根據環境部門數據，全越南每日產生的6.7萬噸生活垃圾中，約有5.3萬噸最終進入簡陋填埋場或露天焚燒場，這些未經妥善處理的廢棄物正在地下形成隱形的「化學定時炸彈」。筆者曾實地考察河內郊區的垃圾掩埋場，見證甲烷氣體自發燃燒的藍色火焰與滲濾液直接排入農田的景象，這種「以空間換時間」的處理模式，本質上是將環境成本轉嫁給弱勢群體與下一代。
新收費政策引發的爭議恰巧暴露轉型正義的困境。從環境經濟學角度，現行每戶每月2.4萬越南盾（約新台幣30元）的費用確實遠低於真實社會成本，但當七口之家的年度垃圾費暴漲至350萬越南盾（約新台幣4,500元），相當於最低工資者兩個月收入時，政策制定者必須回答：該如何在「污染者付費」原則與社會福利間取得平衡？筆者建議可借鏡台北市「隨袋徵收」的階梯式費率設計，對基礎垃圾量維持低費率，超量部分則實施倍數計價，既能保障民生基本需求，又可透過經濟誘因促使源頭減量。
值得玩味的是，就在垃圾費爭議延燒之際，東經義塾廣場的改造工程卻展示另一種城市治理思維。拆除爭議建築「鯊魚頜」購物中心後，設計團隊沒有選擇全盤商業化開發，反而用可移動花槽與模組化座椅創造出彈性公共空間。那面12米高的LED螢幕雖具現代感，但刻意選用淡黃色邊框呼應法式殖民建築色系，這種「新舊DNA重組」的手法，某種程度暗示著環境政策也該追求「非零和」解方——就像廣場地下三層空間同時滿足文化展演、商業活動與停車需求，垃圾管理何嘗不能兼顧焚化發電、生質能轉化與循環經濟？
從更宏觀視角看，河內的困境實為發展中國家的共同課題。當越南都會區固體廢棄物量預計在2030年突破4,000萬噸，相當於現有處理能力的2.5倍時，單純提高費率只是治標。筆者在參與胡志明市廢棄物管理計畫時發現，缺乏前端分類導致可回收物污染率達60%，這使得德國捐贈的智慧分揀設備淪為昂貴擺設。反觀首爾透過「食物垃圾RFID秤重系統」在十年內減少40%廚餘量，說明基礎建設必須與公民教育同步推進。
環境社會學家慣常將這種轉型期稱為「壓縮現代性」（Compressed Modernity）——已開發國家用兩百年逐步解決的問題，在東南亞可能被壓縮到二十年內爆發。但河內東經義塾廣場的改造示範了另一種可能：當設計團隊保留百年榕樹並將其融入廣場動線，當LED螢幕播放的不是商業廣告而是垃圾分類教學，我們看見文化韌性如何成為環境治理的緩衝劑。或許垃圾費調整的真正價值，不在於彌補財政缺口，而在於促使每個市民重新思考：我們究竟要留給下一代怎樣的河內？是繼續用填埋場透支生態信用，還是從今天開始練習與廢棄物和平共處？
站在還劍湖畔，看著工人們安裝最後一批太陽能照明燈具，筆者想起越南諺語「樹枝折斷易，樹根拔出難」。當這座千年古城同時面對垃圾危機與空間改造，或許真正的智慧不在於選擇傳統或現代，而在於找到讓兩者共生共榮的第三條路——就像廣場上新舊交融的設計語言，環境治理也需要創造出屬於熱帶城市的永續敘事。在推廣環保政策時，政府可透過SEM策略提高公眾意識，並利用關鍵字研究來精準觸及目標受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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