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埔宏福苑五級大火：災後重建如何重塑香港居住正義？

在都市發展的脈絡中，建築物不僅是鋼筋水泥的堆砌，更承載著居民對「家」的情感依附與社會網絡。大埔宏福苑五級大火事件，從一場突發災難逐漸演變為牽動社會神經的集體創傷，同時也揭開了香港長期存在的大廈管理問題與災後重建機制之間的複雜張力。這場事故發生逾月後，政府部門啟動的「一戶一社工」意願調查，表面上看似行政程序，實質上卻是對「居住正義」概念的一次深度檢驗——當災難摧毀物理空間時，政策如何回應居民對「重建生活秩序」的迫切需求？

從社署收集的初步意向可見，受影響業主的訴求呈現高度分歧：有人堅持原區安置以維持既有人際關係與生活節奏，有人因心理陰影傾向遷離，更有部分業主將此視為解決長期樓宇問題的契機，要求政府收購業權。這種差異反映香港都會區居住問題的結構性矛盾：在高密度的城市環境中，個人選擇空間往往被壓縮，而災難意外更將這種壓迫感具象化。值得關注的是，政府提出「優先購買居屋」的選項，實質上是將公共資源重新分配的敏感議題置於災後處置框架內，此舉可能引發社會對「災難補償公平性」的辯論——當其他輪候公屋的家庭仍在苦等，特殊事件的介入會否造成資源傾斜？

大埔區議會率先成立的大廈管理工作小組，可視為對災難的制度性回應。該小組納入消防處、市建局甚至廉政公署等跨部門代表，顯示官方已意識到大廈管理問題的系統性——從消防設備維護、維修工程招標到業主立案法團運作，每個環節都可能成為公共安全的潛在風險點。區議員特別關注的「圍標」現象，正是香港舊樓管理積弊的縮影：當維修工程被少數利益集團壟斷，不僅導致居民經濟負擔加重，更可能因成本考量犧牲建築安全標準。工作小組若僅停留在「經驗分享」層面，恐難觸及問題核心，必須推動更具約束力的規管措施，例如將消防檢查結果納入強制驗樓計劃的評分機制。

災後重建的深層挑戰，在於平衡「效率」與「參與」的兩難。政府強調會根據結構安全與社區規劃等「技術因素」評估方案，但受災居民更關注的是決策過程的透明度——當專家論述與民眾認知存在落差時，如何建立可信的溝通平台？參考日本阪神大地震後建立的「復興委員會」模式，或許可考慮引入第三方專業機構，對宏福苑重建選項進行獨立成本效益分析，同時開設常態化的社區工作坊，將技術語言轉化為居民可理解的選項。這種「知識平權」的作法，能避免災後重建淪為政府單向「施予」而缺乏社會共識。

心理層面的重建同樣不容忽視。火災倖存者中常見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會使「重返家園」與「永久遷離」的選擇超越理性計算，成為情感療癒的象徵性行為。社署社工在收集安置意願時，實質上也在進行無形的心理評估——那些堅持回到原址的居民，可能是試圖通過空間佔領來戰勝恐懼；而選擇離開者，則需要後續的心理支援以適應新環境。政府若僅將安置方案視為「住屋問題」，忽略其心理復原的維度，可能導致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從更宏觀的視角看，宏福苑事件暴露香港城市治理的預警機制缺陷。現行《建築物條例》對舊樓消防標準的規範仍停留在「最低合規」層次，而業主立案法團往往因缺乏專業知識難以履行監督責任。比較新加坡的「週期性消防安全審計」制度，或許值得香港借鏡：由專業機構定期對樓齡20年以上的建築進行強制評估，並將結果與物業稅減免掛鉤，形成「預防勝於補救」的良性循環。此次區議會工作小組若能促成類似制度改革，將使悲劇轉化為城市安全升級的契機。

當新聞焦點逐漸褪去，宏福苑居民的重建之路才真正開始。這場災難迫使社會正視一個根本問題：在高樓林立的香港，居住安全不應是奢侈品，而是城市文明的基本底線。政府後續的每一步決策，既是對受災者的責任兌現，也是對全港市民的莊重承諾——唯有將個別事件的處理經驗轉化為制度性保障，才能真正實現「居者安其屋」的城市願景。在鋼骨結構的廢墟之上，重建的不該只是建築物，更是公眾對城市治理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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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 本地｜政府收集業主長遠安置意願 助制定落實具體方案
• 宏福苑五級火｜宏志閣有業主冀重返家園居住 有居民因陰影想遷離
• 時事通識｜區議會大廈管理工作小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