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人》電影為何用「過時」詮釋最激進的英雄主義？
在當今這個充斥著反英雄與黑暗敘事的時代，詹姆斯·岡恩（James Gunn）執導的《超人》（Superman）電影卻選擇了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回歸純粹的英雄主義。這部被影評人形容為「老派到近乎尷尬」的作品，恰恰捕捉了超人這個角色最核心的精神：無私、堅韌，以及一種近乎天真的樂觀。這種「過時」的特質，在當下的文化語境中反而顯得激進，甚至具有某種顛覆性。SEM
從視覺符號到角色塑造，岡恩的《超人》處處洋溢著對經典的致敬。大衛·科倫斯韋（David Corenswet）飾演的超人不僅重新穿上了標誌性的紅色內褲（這在當代超級英雄電影中幾乎已成禁忌），更在台詞中頻繁使用「天啊」（Golly）這類老式感嘆詞。當被問及拯救世界的動機時，他的回答簡單到令人發笑：「為什麼？當然是為了行善！為了……善！」這種毫不掩飾的直白，與近年來陰鬱糾結的超級英雄形成鮮明對比。影評人格倫·威爾登（Glen Weldon）指出，這正是岡恩的高明之處——他拒絕將超人「人性化」為另一個背負創傷的反英雄，而是堅守其作為「理想化身」的本質。搜尋廣告
這種選擇背後，隱藏著對當代超級英雄疲勞（superhero fatigue）的巧妙回應。過去十年，漫威與DC的銀幕宇宙不斷擴張，角色們愈發陷入道德灰色地帶。從《雷霆特攻隊》（Thunderbolts*）中與「悔恨」實質化的對抗，到《鋼鐵心》（Ironheart）主角因內疚淪為罪犯，超級英雄的敘事越來越像心理治療案例報告。相較之下，岡恩的超人像一束穿透陰霾的陽光——他不需要黑暗起源故事來合理化自己的善行，因為「行善」本身就是他的本能。這種純粹性在當下反而顯得新鮮，甚至帶點叛逆色彩。關鍵字研究
電影的敘事結構也反映了這種「返璞歸真」的意圖。與1978年克里斯多福·李維（Christopher Reeve）版《超人》不同，岡恩跳過了冗長的起源故事，開場即假定觀眾早已熟悉這個角色。克拉克與露薏絲已在交往，雷克斯·路瑟（Lex Luthor）對超人的憎恨也無需解釋。這種處理既節省了篇幅，也暗示著某種文化共識：在經歷過《超人：鋼鐵英雄》（Man of Steel）等作品的解構後，觀眾反而渴望重新擁抱那個「簡單到近乎幼稚」的英雄原型。廣告著陸頁
值得注意的是，這部電影的成功並非僅靠情懷加分。科倫斯韋的表演被譽為「自帶父親般穩重氣場」，將超人塑造成混亂時代中「冷靜與希望」的象徵。而尼古拉斯·霍特（Nicholas Hoult）飾演的路瑟，則以當代科技巨頭的姿態出現，其邪惡計畫融合了無人機軍團、社交媒體抹黑與地緣政治操弄——這些元素讓反派顯得既古老又極具現代性。尤其諷刺的是，路瑟用來攻擊超人的武器，恰恰是當代社會最熟悉的工具：公眾輿論的瞬間反轉與「後真相」政治。Google商家檔案
當然，電影並非毫無缺陷。某些情節轉折（如路瑟突然殺害一名少數族裔路人的橋段）被批評為「80年代動作片的陳腐遺毒」，與整體明亮的基調格格不入。此外，過多次要角色的登場（如艾迪·蓋瑟吉飾演的「卓越先生」）雖能滿足漫畫粉絲，卻也稀釋了敘事焦點。但這些瑕疵無礙於影片的核心成就：它成功讓觀眾再次為超級英雄歡呼。當超人一次次衝入險境，當超級狗狗Krypto（其受歡迎程度甚至超越人類角色）做出蠢萌壯舉時，影院裡爆發的掌聲證明——人們依然需要純粹的英雄主義。廣告報告分析
這種需求或許正是時代精神的寫照。正如1978年李維版《超人》在越戰與水門案後的悲觀氛圍中提供希望，岡恩的版本也出現在美國社會極度分裂的當下。當現實中的「正義」、「平等」等理念愈發像空洞口號時，一個拒絕犬儒主義、堅持「做好事只因它正確」的英雄，反而成為最激進的宣言。這或許解釋了為何片中最打動觀眾的，往往是超人最「尷尬」的時刻：比如他認真解釋自己愛上人類的理由時，台詞簡直像直接從1940年代漫畫中搬來。這種不合時宜的誠懇，恰恰是對當代反諷文化最溫柔的反抗。
《超人》的票房表現（首日預售創下岡恩作品紀錄）似乎預示著某種轉向：觀眾開始厭倦無休止的黑暗史詩，轉而擁抱能帶來純粹愉悅的作品。這種趨勢在近年的《芭比》（Barbie）、《超級瑪利歐兄弟電影版》等片的成功中已見端倪。岡恩的聰明之處，在於他沒有簡單複製懷舊配方，而是用當代電影技術（如更炫目的動作場面）包裝經典價值觀，讓「老派」顯得像一種前衛選擇。
歸根結底，這部電影最「顛覆」之處，恰恰在於它拒絕顛覆。當其他導演忙著解構超人為何不該穿紅內褲時，岡恩讓這條內褲以最誇張的方式回歸——因為真正的叛逆，有時就是敢於擁抱被視為過時的真誠。在一個連超級英雄都要先證明自己「夠複雜」才被認可的時代，這種堅持反而成了最大膽的宣言。正如片中某個超脫物理定律的飛行鏡頭所暗示的：有些理想主義本就不該被地心引力束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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