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追風逐浪該禁？香港法治面臨的颱風難題
在颱風來臨之際，香港的海岸線總會出現一群「追風者」，他們冒著生命危險，只為捕捉巨浪拍岸的瞬間。這種被稱為「追風逐浪」的行為，近年來引發社會廣泛討論。大律師公會主席毛樂禮近期對此議題發表看法，強調立法規管時需平衡個人自由與公共安全，尤其涉及兒童時更需謹慎。這番言論不僅觸及法律與道德的邊界，更折射出香港社會在極端天氣下面臨的集體安全困境。
毛樂禮的觀點具有相當的辯證性。他舉例指出，人生中許多選擇都帶有風險，例如學習拳擊運動，但社會不會因此禁止這類活動。這種類比巧妙地揭示了立法背後的難題：如何在保障個人自由的同時，避免過度干預？尤其當超強颱風「樺加沙」襲港期間，發生一家四口觀浪時兩母子被捲走的驚險事件，以及家長帶兒童觀浪後被捕的案例，更凸顯問題的複雜性。毛樂禮特別強調，若立法重點是保護兒童，必須明確界定「犯罪意圖」的標準——究竟是家長故意置孩子於險境，還是單純的判斷疏忽？這種細緻區分，正是普通法體系「無罪推定」精神的體現。
然而，立法會議員林琳的質詢呈現出另一種思維路徑。她主張對惡劣天氣下的高風險活動訂立嚴厲罰則，特別是針對家長帶兒童前往高危區域的行為。這種立場建立在「公共資源合理分配」的基礎上：追風行為不僅危及自身，更會消耗本該用於真正急難的救援力量。林琳更提出「救援費用追償」的構想，這與國際上「危險自負」的立法趨勢相呼應。但這種功利主義的計算，是否可能與香港法治中「個人選擇自由」的傳統產生張力？
從更宏觀的角度看，這場辯論本質上是「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的拉鋸。毛樂禮所強調的「家長自主判斷權」，屬於以賽亞·柏林定義的「不受干涉的自由」；而林琳倡議的強制性立法，則偏向「免於恐懼的自由」。香港作為普通法地區，歷來重視前者，但極端氣候的常態化正在改寫遊戲規則——當個人行為的外部性（如動用直升機搜救）由全社會埋單時，自由的邊界是否應該重新劃定？
值得注意的是，毛樂禮在訪談中提及國際社會對香港法治的關注。他巧妙區分了「實際參與者」與「外部觀察者」的認知差異：前者視香港法治與其他普通法地區無異，後者卻可能存在「法官由內地指派」的誤解。這種洞察暗示著，關於「追風逐浪」的立法討論，或許也是香港向國際展示其法治成熟度的契機——既能堅守程序正義，又能因應社會新風險作出靈活調整。
技術層面上，未來的立法設計需要突破幾重困境。首先是「風險評估的主觀性」：如何量化「離岸20米」是否安全？其次是「兒童保護的強制性」：挪威等國已立法禁止將兒童置於極端危險環境，但香港的家庭自治傳統可能形成阻力。最後是「執法成本效益」：颱風期間警力已高度緊繃，新增禁令會否加劇資源排擠效應？
從社會心理學角度，「追風逐浪」現象或許還隱藏著更深層的集體焦慮。在氣候危機日益嚴峻的當下，人類對自然力量的既恐懼又迷戀的矛盾心理，可能透過「近距離挑戰颱風」的行為獲得代償性滿足。這意味著，單純立法禁止恐難根治問題，需配合風險教育的「軟性治理」。
當毛樂禮談及「黎智英案」可能引發的國際討論時，他特別強調「建設性批評」與「政治施壓」的界線。這番表態某種程度也適用於當前議題：社會對追風行為的規範共識，應建立在理性對話而非情緒化指責上。畢竟，無論是維護海濱安全，還是守護法治核心價值，香港需要的都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而是在風浪中尋找平衡的智慧。未來立法進程若能兼顧毛樂禮強調的「意圖釐清」與林琳主張的「風險預防」，或將成為香港應對氣候時代公民責任課題的重要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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