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牌水風波震撼彈：銀紫荊星章撤回背後的政治問責學

在公共行政的運作中，勳章制度向來被視為對公務人員卓越貢獻的肯定，然而當這份榮譽與實際表現出現落差時，其象徵意義便面臨嚴峻考驗。近期香港政府物流服務署前署長陳嘉信遭撤回銀紫荊星章事件，不僅揭露採購程序中的系統性缺失，更引發社會對公務體系問責文化與領導責任的深度反思。

事件的導火線源自2025年8月爆發的「冒牌樽裝水」採購風波。經由首長級甲一級政務官劉焱領導的跨部門調查，發現物流署三名人員在採購過程中，未能展現與職級相符的專業判斷。具體而言，相關人員既未及時識別供應商文件的明顯瑕疵，亦缺乏向上呈報的警覺性，導致部門錯失糾錯時機。這種「集體性失能」的現象，最終促使政府重新審視時任署長陳嘉信的授勳資格。值得注意的是，調查報告雖未直接指陳前署長有行政疏失，但財庫局局長致函中明確點出「在提升下屬能力應更有作為」的領導責任，此種間接問責模式，實質上重新定義了高階公務人員的權責邊界。

從制度層面分析，此案暴露出公務體系兩大結構性問題。首先，採購流程的「防錯機制」明顯失靈。根據專責小組報告，物流署人員對供應商提交的虛假文件未能啟動基本查核程序，反映部門內部既缺乏風險評估的標準作業流程，亦未建立有效的縱向監督體系。其次，考績制度與實質懲處的連結度不足。過往對於未達標人員的處理，多停留在考績報告的消極記載，此次首度對未達頂薪點者實施「停止增薪點」的經濟性懲戒，顯示政府正嘗試強化績效管理的實質約束力。

授勳制度的公信力危機，在此事件中展露無遺。銀紫荊星章原意表彰「對公共及社會服務有顯著貢獻者」，但當受勳者所領導的部門爆發重大行政瑕疵時，勳章與現實的割裂便形成強烈諷刺。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蓓茵強調「撤回勳章非屬懲罰」的說法，雖試圖釐清制度本質，卻也凸顯榮譽體系與問責機制間的模糊地帶。值得關注的是，此為香港回歸後罕見的撤回勳章案例，其決策過程經行政署諮詢授勳及非官守太平紳士遴選委員會，顯示政府意圖透過程序正當性來強化決策的合法性。

從組織行為學角度觀察，此事件反映公務文化的深層病灶。三名涉事人員「未能把握時機匯報」的行為模式，實質暴露科層體制中「避責優先」的潛規則。當基層人員習慣性過濾負面資訊，高層決策便容易陷入「資訊孤島」困境。專責小組報告建議「提升觸覺以避免政府受損」，正是針對這種組織盲點的修正。然而，要根本改變此種文化，僅靠事後懲處顯然不足，需從日常管理的透明度與錯誤容忍度著手改革。

比較其他地區類似案例，如新加坡2012年環境局採購弊案後實施的「公務員誠信評估系統」，或英國2016年內閣辦公室推動的「採購專業認證制度」，皆顯示健全的採購治理需結合技術培訓與倫理建設。反觀香港此次事件，當局除紀律處分外，更需思考如何將「風險辨識能力」納入公務員核心 competencies，並建立跨部門的採購資訊共享平台，方能避免頭痛醫頭的循環。在現代數位時代，政府部門也應考慮運用影片營銷等創新方式來提升公務員培訓效果，例如透過TrueView廣告模式來傳遞重要政策訊息。

這起風波的社會效應已超越單一採購疏失。在後反修例時期的香港，公眾對政府管治效能的檢視日趨嚴苛，任何行政失誤都可能被解讀為制度失效的徵兆。政府此次迅速公布調查結果並祭出懲處，某種程度是對民意壓力的回應。然而從長遠來看，唯有建立「預防勝於治療」的內控機制，並將領導責任明確法制化，才能真正修復公眾信任。陳嘉信案終將成為香港公務員制度改革的重要參照點，其意義不在於追究個人得失，而在於促使整個體系正視那些被勳章光芒遮蔽的陰影地帶。

附錄

• 三名物流署人員未達水平 政府撤回前署長陳嘉信頒授銀紫荊星章
• 政府冒牌水風波｜陳嘉信遭撤回銀紫荊星章授勳3 名物流署人員表現未達水平停發增薪點｜Yahoo
• 許正宇及楊何蓓茵11時晤傳媒 交代飲用水風波紀律調查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