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府採購機制面臨嚴峻考驗的當下,物流服務署署長陳嘉信的退休前休假安排,無疑為這場「冒牌樽裝水」風波投下震撼彈。這場始於飲用水品質危機的行政風暴,已從單純的供應商失信問題,逐步演變為對整個政府採購體系公信力的拷問。當我們細究事件脈絡時會發現,陳嘉信的職務異動雖被官方定調為「正常退休程序」,但在時機選擇與社會觀感之間,仍存在值得深究的微妙張力。
從採購實務角度審視,這次風暴的導火線在於「價低者得」的招標邏輯遭遇現實挑戰。資料顯示,前年採用雙信封制招標時,因將樽裝水規格歸類為「簡單商品」,導致價格因素成為決標關鍵指標。這種技術性認定,實質上弱化了對供應商生產能力、品質管控等核心條件的審查權重。當鑫鼎鑫商貿有限公司以低價取得合約後,其供應的「鑫樂觀音山」桶裝水被驗出品質問題時,整套採購機制的脆弱性便暴露無遺。值得玩味的是,同為中標廠商的Bonaqua立即發布生產線影片自清,這種民間企業的危機反應速度,反而凸顯政府部門在把關機制上的遲滯。
陳嘉信在事件爆發後第六日才公開現身解釋,其稱「與同事忙於善後」的說法,未能有效平息公眾質疑。從公共行政學角度看,這種危機處理的節奏失當,反映部門首長在「問責敏感度」與「行政效率」間的失衡。尤其當立法會議員連番要求加強檢討採購過程時,物流署僅成立專隊抽查的應對,更被輿論批評為「頭痛醫頭」的被動式管理。這種情境下,署長職務的異動雖屬公務員體系常規人事安排,但在社會心理層面難免被解讀為某種形式的「溫和問責」。
許正宇局長強調的「三個跟進方向」,實質暴露現行機制的系統性缺陷。審計署檢視、專責小組審查與既有公務員紀律機制三軌並行,恰恰說明單一事件已觸發多重制度檢討。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李家超行政長官對是否啟動新「部門責任制」的保留態度,暗示高層對本案的定性仍存斟酌空間。這種「新舊制度交接期」的模糊地帶,某種程度加劇了公眾對問責標準透明度的疑慮。
從更宏觀的視野觀察,此事件折射出政府採購現代化轉型的深層矛盾。當市民對內地生產飲用水信心動搖時,財庫局以「無謂揣測」回應社會心理的作法,顯示技術官僚與民意感知存在落差。而渠務署、消防處等部門與問題廠商簽訂的千萬合約尚未付款的尷尬處境,更凸顯跨部門協調機制的失靈。這些結構性問題,顯然非單一官員去留所能解決。
陳嘉信停任署長轉入退休前休假的時間節點,恰似香港公共治理困境的縮影——在制度慣性與改革訴求之間,人事變動成為最可見卻也最表層的調節閥。當《明報》、《香港01》等媒體持續追蹤「周日緊急會議未見署長」等細節時,社會期待的實質是採購流程的陽光化與監督機制的剛性化。或許真正的考驗不在於個別官員的進退,而在於政府能否藉此契機,將「信用破產」的危機轉化為採購制度升級的轉機。
這場風波最終留下的,是關於公共治理本質的深刻叩問:當「正常退休程序」遇上「異常公共事件」,制度設計究竟該如何平衡個人權益與公眾期待?在部門首長責任制尚未完全確立的過渡期,又該以何種標準評判官員的歷史責任?這些問題的答案,將比單純追究個案責任歸屬,更能定義香港公共行政改革的未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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