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日下的無聲吶喊：香港地盤工人猝逝背後的職安健危機
烈日下的無聲吶喊：從古洞地盤工人猝逝看香港職安健困境
九月底的香港，秋老虎發威，古洞北第19區公營房屋地盤上，一名年約六十歲的訊號員在準備工作期間突然暈倒，送院後不治。幾乎同一時間，附近另一個地盤也傳出工人猝逝的消息。兩起事件相隔不過數小時，卻在社會輿論中激起了截然不同的漣漪——前者被迅速歸因為「工人健康問題」，後者則被貼上「疑似中暑」的標籤。這種官方話語與民間認知的落差，恰恰折射出香港職安健體系長期以來的結構性矛盾。
當我們細讀房屋署的回應，不難發現其中精心構築的話術迷宮。「工人上班初時已感到不適」、「當時正在休息」、「未開始工作」——這些修辭看似客觀陳述，實則暗含責任劃分的潛台詞。將死亡原因導向「健康問題」而非「工作環境」，某種程度上是將社會責任轉化為個人命運。這種論述模式在香港並非首見，從2018年酷熱天氣下多名地盤工人中暑送院，到2023年屯門地盤棚架倒塌導致兩死三傷，官方調查結論往往傾向於「個別事件」的定性，而非系統性風險的警示。
值得玩味的是，兩個地盤雖然相距不遠，但涉事單位的回應策略卻大相逕庭。公營房屋地盤的房署聲明中，「無證據顯示涉及工業意外」的表述出現得迅速而果斷；私營地盤的承建商則相對沉默，將話語權留給了建造業總工會。這種差異某種程度上反映了香港建築業的權力光譜——公營項目有著更完善的話語防禦機制，而私營工程則更容易成為輿論箭靶。但無論哪種情況，最終承受代價的永遠是最前線的工人。
深入分析近年數據會發現，香港地盤工人的健康風險存在明顯的階級維度。根據勞工處統計，2024年上半年共有12宗工業意外死亡個案，其中八成發生在55歲以上的工人群體。這些「銀髮勞工」往往因經濟壓力被迫延後退休，承擔著最辛苦的戶外工作，卻最缺乏健康保障。他們可能是訊號員、雜工或棚架工，崗位名稱不同，但共同點是都處於職業安全鏈條的最末端。當我們討論「工人健康問題」時，是否思考過這「健康」背後是數十年體力勞動的積累損耗？
酷熱天氣作為隱形殺手的角色在事件中尤其值得關注。雖然九月底已過傳統「三伏天」，但香港近年氣候變遷導致「秋老虎」現象加劇。天文台記錄顯示，事發當日上水地區氣溫達33度，濕度超過80%，體感溫度逼近40度。然而現行《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對高溫作業僅有模糊指引，既無強制休息安排，也缺乏具體的溫度紅線。這種法律滯後使得工人保護淪為「良心事業」——有良心的承建商或會提供遮陽棚與電解質飲料，但更多時候，工人只能在暴曬中與自己的身體極限博弈。
事件中另一個被忽略的關鍵是「準備工作期間」這個模糊的時間概念。房署強調工人「未開始工作」，但從穿上反光衣、步行至崗位、檢查工具等預備動作，算不算工作的一部分？香港現行工傷認定標準仍沿用工業時代的機械劃分，將「工作狀態」狹隘定義為直接操作機器的時段。這種過時框架完全無法適應現代工地複雜的勞動過程，導致大量邊緣案例陷入賠償拉鋸戰。當法律連「什麼是工作」都說不清楚，又如何保障那些在工作邊界模糊地帶倒下的人？
從社會成本角度審視，每宗工業死亡背後都是多重系統失靈的疊加。以古洞案例為例，公營房屋本應是職安健的示範項目，但現實中卻暴露監管盲區。承建商為趕政府工程進度，往往壓縮安全措施；前線主管因怕耽誤工期，對工人不適信號選擇性忽略；勞工處巡查員編制不足，難以覆蓋全港上千個地盤。這種「高效率、低安全」的發展模式，本質上是將企業成本外部化為社會代價。我們或許能用更快的速度建成公屋，但那些消逝在鋼筋水泥間的生命，又該由誰來償還？
事件發生後，建造業總工會代表陪同家屬到場的畫面令人動容，但也凸顯工會運動在當代香港的困境。隨著行業零散化與外判文化盛行，傳統工會的組織動員能力已大不如前。許多新移民工人甚至不清楚自己有哪些權益，更遑論集體談判。這種工人原子化狀態，使得職安健改善缺乏底層推力。當個體面對資方與政府雙重機器時，維權往往淪為「乞求」而非「爭取」。工會代表在鏡頭前能做的，或許只剩下一聲嘆息。
比較鄰近地區的職安健立法會發現，香港標準已明顯落後。新加坡早在2013年就實施強制性高溫應變計劃，澳門也規定氣溫超過35度時必須暫停戶外工程。反觀香港，儘管勞工界多年呼籲訂立「防中暑指引」，但政府始終以「業界自律」搪塞。這種立法惰性背後，是深層次的發展哲學分歧——當城市將經濟增長置於工人福祉之上時，法律自然會向資本傾斜。古洞工人的猝逝不是偶然事故，而是這種價值排序下的必然結果。
從長遠看，解決職安健問題需要重塑整個建築業生態。這包括引進智能監測設備實時追蹤工人體徵，改革外判制度避免責任層層轉嫁，建立跨部門極端天氣應對機制，以及最重要的——將工人生命權置於工程進度之上。這些改變不可能單靠企業善意實現，必須透過立法強制與集體談判推動。當我們下次走過地盤，看見那些在烈日下彎腰的身影時，或許該自問：這座城市的繁榮，是否一定要以他們的健康為抵押？
古洞的兩聲警鐘終會淡出新聞循環，但那些被高溫蒸發的汗水與眼淚，不該就此消失在城市的記憶裡。真正的進步不在於樓宇蓋得多高，而在於每個工作者能否平安回家。這不僅是職安健課題，更是對文明社會最基本的叩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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