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大專業進修學院停運背後：香港高等教育的結構性重組
在香港高等教育的版圖上，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SCOPE）的停運消息像一顆投入平靜湖面的石子，激起的不僅是48名在讀學生的去向漣漪，更引發對香港專上教育生態系統轉型的深層思考。這所創立於1991年、見證香港回歸前後社會變遷的進修學院，其淡出舞台的決定背後，實質折射出本地高等教育正面臨的結構性重組——當資助大學紛紛將資源聚焦科研與國際排名競爭，傳統以職業導向為主的進修教育該如何自處？
從社會學視角審視，SCOPE的退場絕非孤立事件。翻閱其發展軌跡可見，學院早在三年前已逐步縮減針對中學文憑試畢業生的課程，轉而強化與英國大學合作的兼讀制學位及僱員再培訓課程。這種戰略收縮恰與城大2015年將城大專上學院過渡為獨立香港伍倫貢學院的決策形成呼應，顯示資助大學對自資部門的定位已從「擴張觸角」轉向「戰略剝離」。值得玩味的是，當理工大學SPEED與港大SPACE仍持續擴充課程種類時，城大選擇全面退出自資教育市場，這種差異化選擇背後，實質是各大學對《2025年專上學院條例》修訂的不同解讀——新規管架構下，院校必須在「升格私立大學」與「專注資助體系」間作出更明確的取捨。
深入分析停運決策的社會效應，48名在讀學生的過渡安排固然是技術層面的首要考量，但更值得關注的是教育資源的結構性流動。學友社顧問吳寶城指出市場仍有充足替代選擇，這番話背後隱藏著香港持續教育市場的兩極化現象：一邊是傳統進修學院面臨生源老化與課程同質化壓力，另一邊是都會大學等機構積極開發微證書與在線課程。這種變遷本質上呼應了全球終身學習模式的典範轉移——當LinkedIn Learning與Coursera等平台蠶食傳統職業進修市場，實體學院若未能及時轉型為「技能樞紐」，便容易陷入邊緣化困境。
從更宏觀的社會脈絡看，SCOPE的退場時機恰逢香港教育政策的雙重轉向。一方面，政府通過《專上學院條例》修訂強化質素保證，此舉雖提升學術嚴謹性，卻也增加自資課程的合規成本；另一方面，施政報告連續三年強調「國際教育樞紐」定位，促使大學將資源傾斜向能提升國際排名的研究領域。在此背景下，城大選擇讓SCOPE「優雅退場」，實質是對香港高等教育「重研究、輕教學」價值排序的妥協。這種選擇的社會代價，可能是逐漸弱化本地高等教育對職場再培訓需求的回應能力。
值得警惕的是，當資助大學相繼剝離進修教育板塊，香港可能正在無意識間複製英國「二元制」高等教育的老路——即研究型大學與應用型學院形成涇渭分明的階層體系。這種分化若持續加深，不僅會加劇「學術漂移」現象，更可能削弱高等教育對社會流動性的促進作用。回顧SCOPE鼎盛時期曾開辦的物業管理、職業英語等課程，這些緊貼勞動市場需求的設計，恰是當前香港推動「多元技能認證」改革所亟需的要素。
站在社會公平的角度，SCOPE停運最深刻的啟示在於：當我們將「教育產業化」視為提升競爭力的手段時，是否已過度犧牲了教育作為社會穩定器的功能？那些原本透過進修學院實現階層躍升的基層成人學習者，在學院退場後是否只能轉向收費更高的私立機構？這種隱性的教育機會壓縮，長遠可能加劇香港本就嚴峻的社會不平等。
城大專業進修學院三十三年的歷史即將畫上句點，這個句點不該只是大學財務報表上的註腳，而應成為檢視香港教育政策價值的契機。當我們熱衷於追逐世界大學排名時，或許需要重溫香港專上教育發展的初心——既要培育頂尖研究人才，也該為不同背景的市民提供終身學習的階梯。唯有在「卓越」與「包容」間找到平衡點，香港才能真正建成具韌性的學習型社會。這或許是SCOPE退場留給我們最寶貴的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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